全世界的吊塔都集中在中国，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夸张的比喻。中国每年10多亿平方米的新建建筑，已占世界开工总量的一半，其能耗占到世界能耗的40%。
虽然中国的城市建筑单位面积能耗为美国的1/3，但不断涌现的高档建筑正逐渐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单位能耗差距——如果赶上美国目前的水平，按照2020年、300亿平方米的恰当估算，则这些建筑每年将消耗3万亿度电，这是目前全国发电总量的 1.5倍。
“既不能不发展，又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大会上，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
控制建筑规模、推广节能技术、引导消费方式、建立合理机制，中国正尽其所能减少建筑给能源和环境造成的压力。
城镇化隐忧
如果对比中国农村和城镇建筑的耗能，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城镇化带来了建筑业的繁荣，建筑耗能与城镇化具有直接的关联。
按照5%~8%的建筑规模增长速度，每年新增10多亿平方米的新建筑，中国建筑拥有量在 2020年将翻一番。城镇化的加速极大改善了人们的居住和工作环境。2005年，中国人均建筑面积达到30平方米，已经超过香港平均水平；北京、上海、苏州等城市已经达到或超过了日本和新加坡的水平，约40平方米，但与欧美发达国家人均70平方米的规模还有较大距离。
建筑的扩张直接“拉动”了水泥、钢材、玻璃等建材业的快速发展，这些建材已经占到全国商品能源消耗总量的20%。2005年，中国约有55%的钢和70%的水泥用于建筑业中。
问题是，中国过多的人口和不断匮乏的资源使得发展难以为继。
以不断被侵占的耕地为例。1996~2004年，中国城镇扩张所用的土地有一半来自耕地。人均耕地面积也由1996年的1.59亩下降到2005年的1.40亩，6个省市低于联合国公布的0.8亩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
水资源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按照国际上一般认为的人均水资源量少于1700立方米为用水紧张的国家，中国预计到2030年时，将十分接近这一数字。而从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工业用水总量增加了2倍，城镇生活用水增加了4倍，建筑生活用水目前已占到城市用水的约60%。
中外有别
尽管中国的建筑能耗已达5.1亿吨标煤，但城镇建筑单位面积能耗仅为美国的1/3。在发达国家，人们严格地追求温度、湿度、通风换气量、室内照度等各个物理参数，通过各样的机械来实现和维持这些参数；而在中国，人们更多地通过人体对环境的自然适应，在超过人们的忍耐限度时，才通过机械手段进行补充。
以占据建筑能耗很大比例的采暖能耗为例，虽然欧洲国家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水平都远优于北京市的大多数建筑，但采暖需热量却与北京相差无几。
欧洲住宅多为独立别墅，其体型系数（即建筑物与室外大气接触的外表面积与其所包围的体积之比）为中国大型的公寓式住宅的2倍，欧洲多数层低体小的办公建筑其体形系数也为中国大型办公建筑的1.5倍。此外，欧洲各类公共建筑和别墅型建筑普遍采用机械通风换气，换气次数在1次/小时以上。
一般来说，欧洲采暖室内设定温度为21℃~24℃，这比北京18℃的采暖设定值能耗高出约15%。另外，中国北方地区多以燃煤发电的余热为热源，通过城市热网集中供热，也提高了能效。
除去采暖之外，中国住宅和一般公共建筑的能耗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中国生活热水能耗人均值为美国的1/5、日本的1/4。中国人固有的生活节约的理念在太阳能热水器的使用上，也能看得出。中国太阳能热水器家庭拥有率为7.8%，是世界之最。但中国家庭往往“有太阳能热水就洗澡，阴天无太阳能就不洗”，辅助电热装置的使用率并不高。而发达国家即使采用太阳能热水器，为了保证任何时候都有热水供应，往往过多地使用辅助电热装置。美国家庭普遍使用带烘干的洗衣机和洗碗机，这也使得中美家庭家电能耗相差近4倍，同样空调的能耗也相差4倍。
但这些关乎国人消费习惯和生活成本的能耗，在未来可能会不可避免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别。
同时，由于在建筑规模、档次、环境要求、设备系统设计和运行管理模式上相差不大，中国大型公共建筑的能耗目前已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当。尤其是近些年，一些大型公共建筑片面追求表面的奢华，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能耗。一项对上海9栋商业楼的调查表明，其能耗统计已超过日本同类建筑标准的43.3%。“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是能耗的主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说。
低碳VS绿色
当前，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低碳成了某种时髦。而前几年还比较时髦的绿色建筑似乎要被低碳建筑所取代。
其实，低碳只是绿色的一个方面。绿色建筑的内涵包括减少对能源的耗用和对环境的冲击，创造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与周边的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等内容。
“尽管各国的绿色建筑标准都把节约能源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放到重要的地位，但低碳不能涵盖绿色。”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秦佑国告诉《科学新闻》。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不等于减少了环境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并不等同于二氧化碳排放。而节约水资源，节约土地资源，也与节能减排同样重要。
“欧洲的建设量很少，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绿化都很好，环境污染问题也基本解决，那么绿色建筑在这些国家主要就是节能减排，而把低碳作为主要的目标。中国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低碳问题，水资源、土地资源的匮乏，环境污染等都是问题。低碳不能替代绿色。”秦佑国说。
吴志强同样认为不能简单地说低碳：“中国一半人口在北方，一半时间在冬天，除了碳排放，其实更多的遭受着硫的污染问题。别人重点讲低碳，我们还要强调低硫。”
技术困境
由于中国建筑产品的生产水平和发达国家有着一定的差距，其单位能耗往往较高。其中，钢、水泥、砖的生产耗能约为国际先进水平的1.2倍，平板玻璃接近1.5倍，建筑陶瓷为2倍。
技术的落后使得中国在新能源产业领域的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依靠低廉的成本发展壮大的 “中国制造”在生产“清洁产品”的同时，不断排放二氧化碳以及污染物——把这些废物留在中国的土地上后，却将清洁的产品出口到国外，赚取微薄的利润。“国际制造业的转移排放在节能产品生产中依然存在。”秦大佑说。
以太阳能光伏发电为例，还存在着效率低、价格高、生产硅晶片耗能高、污染大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大量应用。“我们更不能在中国生产硅晶片，出口到发达国家，把耗能和污染留在中国，让发达国家享用清洁能源。反过来，发达国家还说你增加了碳排放。”吴志强说。
绿色建筑从规划设计、施工过程到运营和拆除，要从建筑的全寿命周期角度，考虑是否真正绿色节能。如对于保温材料的选用，传统的聚氨酯保温材料生产的发泡过程采用含有破坏臭氧层物质的发泡剂，不能单纯强调增加保温效果而忽视了发泡剂生产、使用和报废过程中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此外，技术的发展也许并非实现绿色的唯一途径。通过“因地制宜”，建造适应当地气候的建筑，采取传统的技术策略也可以满足特定功能。如，对于住宅夏季节能而言，很多情况下安装固定遮阳也能达到和可调节遮阳相同的效果。
“是天人合一，而不是技术堆积。”吴志强说。
不过，他进一步强调，中国还是要追求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当中的技术进步，要和国际政治斗争中强调“低碳”区别开来：“不能说这个概念是别人说的，我们就不做绿色，不追求自己的技术，追求节能清洁的技术永远是我们要努力做的。”
标准背后
围绕规范和推广绿色建筑，近年来，许多国家制定和发展了各自的绿色建筑标准与评估体系，如美国的LEED绿色建筑评估体系、英国的BREEAM、日本的CASBEE等。其中，LEED以其实践性特征和较高的市场接受度，成为目前国际上最具影响的绿色建筑评估体系之一。
而中国也初步建立了国家和地方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如国家标准《绿色建筑技术导则》《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等。同时，一系列的绿色建筑、节能建筑示范工程也相继建立。通过这些试点，一批世界先进的节能技术体系与产品得到推广和应用，也促进了地方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制定和完善。
与国内的绿色建筑评估体系和标准相比，LEED的市场运作更为成熟和完善。近些年，国内主要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有项目参评LEED认证，如招商地产的泰格公寓、万科的大梅沙万科总部。
据统计，中国地产商登记申请美国LEED项目的已达到300个，但实际得到认证的却很少，甚至有些项目申请完后却没有开工。绝大多数开发商只想以一个典型工程申请LEED认证当做卖点，实际并非真的致力于绿色。
与此同时，LEED项目认证及其技术咨询费用高昂，一些通过认证的项目也不见得节能，更有人指出，LEED认证成了一个新兴市场的推动者，一个与厂家利益、商业利益紧密相连的机构。
一项对156个LEED案例的分析表明，84%的建筑在能源和大气环境项的得分上未能达标；而80%的建筑在室内环境质量上则远超过标准，即LEED允许一些节能效果并不好可是在其他容易达标的方面做出“弥补”的建筑通过认证。更为明显的是，LEED的一些条文设置只要购买了一些厂家的“绿色产品”，就可以得到分数。
无疑，除了借鉴LEED的便利性，更多的应该是因地制宜建立使用本国特点的绿色建筑认证标准。如果要实现绿色建筑评估体系向绿色建筑评估标准的过渡，就必然要求这样的标准是由市场推出，由市场执行。法规的条文疏漏、执法不到位，市场推广难，缺乏明确的财政补贴对象，所有这些都是实现“中国标准”所要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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